我与周轶君碰头是在北京东方广场的地下层，见面，握手，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那是一只柔软的、上海女孩的、被伟大的阿拉法特的胡子扎过的手。罗兰·巴特在《明 
室》中描述一位妇人的眼睛时说，“这是一双幼小时见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历史总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曲折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它的真实。

　　26岁那年，新华社记者周轶君自告奋勇前去加沙，在之后的两年里，她是驻扎在那里的惟一的国际记者。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人肉炸弹”，这些已经死去的或就要死去的人物出没在她的身边，在一个沉闷而被仇恨和鲜血浸淫了上千年的陌生地方，她奔跑、采访、发稿，她每天深夜传到网上的博客日记在中文博客世界非常的有名。当这一本《离上帝最近》的新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回到中国，并常常被人与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相提并论。象我这样的国际新闻爱好者，跟很多人一样，中东仅仅是一个很遥远的地理名词，在那里，人们讲着我听不懂的话，为着信仰和土地而不断地爆发血与血的冲突，直到今天，这里还是世界的火药库。对于宗教情结淡薄、而且正深陷商业游戏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战争是很难被真正理解的。周轶君不是那种总是在指手划脚地说教或分析的那种观察者，她更象一个好奇的女孩，她白天举着照相机四处奔跑，晚上则回到一个人的房间，在电脑上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她似乎对任何一方，攻击者、受害者、发动者、防卫者，都没有好恶的倾向，她问自己，“抬眼窗外，人流莽莽。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在千万里之外的争战不休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呢？ ”她问亚辛，“当你从屏幕上看到以色列妇女儿童在自杀袭击中丧生的场面，作何感想？”她问亚辛的夫人，“你爱谢赫吗？为什么爱呢？”四周的小孩和卫士笑成一团。这是一些很纯粹的问题，它甚至是以一种极其“业余”的姿态让问题回到了它的原点。我看过周轶君在加沙拍的很多照片，它们绝大多数与著名事件无关，一只握着手雷的受伤的手，一道跨过阿拉法特大幅照片的跳跃的阴影，一个废弃的游乐场，一个在淡淡的悲伤气息中举办的婚礼，一个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悲呛，一块正要盖在11岁少年身体上的尸布，八分钟前他还在周轶君的相机下呼吸……

　　战争总是那么的极端和生动。没有什么能象战争那样，让人如此迅速地成熟，也没有什么能象战争那样，让人如此直接地目睹生命的脆弱和莫名的焦虑。

　　《离上帝最近》的封面，用的是一张加沙女孩的照片，她大概只有五、六岁，被打扮成哈马斯战士的模样，手中拿着玩具冲锋枪，额头上绑着哈马斯的头巾。她有一双大大的、忧郁而似乎充满着仇恨的眼睛。她紧盯远方，目光如一条已经被设计好了的不安的命运线。当我久久凝视这张照片时，竟突然发现，原来仇恨的记忆是这样被强行地植入到人们的生命中的。

　　我很喜欢周轶君的文字，干净，快捷，用动词说话，她似乎有一种女性才有的“残忍”，在不动声色中把人性的彷徨、无奈静静地撕裂给你看。她讲述的中东故事让人有点痛，它象一根细细的树刺，寂寂无语、不浅不深地划过我们的肌肤，没有鲜血渗出，没有刺骨的疼痛，如果你肌肤粗勒，甚至感觉不到它是从你自己的身体上划过，但是，它真的划过了，正在划过。